大黄书自那一日争辩之后，化名陈中纪的柳敬亭对信亲王反而越来越好奇了。他一改往日从信亲王府讲课之后就去见王守履，汇报信亲王上课时的反应和对下次课程备案讨论的习惯。
这几日从王府回来之后，柳敬亭就在自己租赁的宅子里闭门不出，不停的思考着信亲王对他提的一个问题。“国家税赋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而自那日之后，柳敬亭再去王府的时候，也不在信亲王面前攻击阉党和赞赏东林党人了。不用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反倒让柳敬亭有空闲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了。
15岁开始在江南各地流浪，柳敬亭也算是经历过世间的人生百态了。但是当他接受了张溥的委托，北上京城之后。他才发觉，对比起江南百姓所谓的苦难，黄河以北的大明百姓才真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
借着北上的漕船，柳敬亭在大运河上航行了近2个多月，抵达了大明北方的京城。在柳敬亭的想象中，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城，应当是和南方陪都南京一样繁华的地方。
但是从运河尽头通州到京城崇文门一天的日程中，他所见到的却是，比南方官吏更为骄横不法的，宫内采办货物的太监、京城勋贵名下的商队、及为达官贵人开道的家奴。
那些守卫通州钞关、崇文门税关的税吏、大使们，对着这些权贵的车队唯唯诺诺，别说上前查问了，就连慢了一步让开道路都要被挨打受骂。
但是同样是这些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的小吏们，对上了小商贩和平民百姓，却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像头恶狼，如果没有收到满意的贿赂，不是打碎了车队中的坛坛罐罐，就是个人携带的行李被胡乱的打开丢在烂泥地中。
每每看到这些丑恶的现象，同情于底层百姓遭遇的柳敬亭就觉得，自己北上所负担的任务是神圣而伟大的。富者欺凌贫者，官员践踏小民，这都是因为朝廷中让魏忠贤这样的权阉当道的缘故。只有把魏忠贤这样的权阉赶下台，让朝廷启用都是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大明才能激浊扬清，海清河晏。
正是抱着这样坚定的信仰，柳敬亭才能毫不畏惧的假借着陈中纪的名头进了信亲王府，他才能在信亲王面前大义炳然的斥责魏忠贤一干阉党。
然而柳敬亭半年多坚持的信仰，却在一周内被信亲王击破的粉碎。朱由检根本没有和柳敬亭争论，孔孟经书中所谓的道德大义是什么。
他只是把农民种田的成本，获得的利益，和维持一家人生存的最低消耗和商人的成本，获得的收益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让柳敬亭明白为什么国家要对商人收取重税，和国家如何通过税收的调节，来控制商人贩卖货物的种类，以达到保护和鼓励农民的生产活动。
这种把社会经济活动用数字量化出来的表现方式，让柳敬亭很着迷。这些数字大部分都是他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原本他根本不会在意，也想不出这些数字后面代表着什么。
但是在朱由检的解释之下，神宗时江南白米为08两银子，而天启七年江南白米为13两银子。而同一时期，江南的布匹、生丝的产量却在大涨。这便说明了，原本作为大明粮仓的苏松一带，地主们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正把自己的粮田大规模的改成桑田和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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