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唐浩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大黄书dahuangshu.cc），接着再看更方便。

曾国藩决定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以及与洋人订定抵命人数的奏折由塘报传出去后，京师及各通都大邑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四方腾起，国子监里一批热血青年，愤怒地奔到虎坊桥长郡会馆，将会馆楹柱上曾国藩的亲笔联语：”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狠狠地用刀刮去。

这副联语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五年时题写的。先年顺天乡试，周寿昌高中南元。次年会试，萧锦忠赫然中了状元，孙鼎臣朝考第一。这一科湖南八进士全是长沙府人，又贵州进士黄辅相、黄彭年叔侄，原籍亦属长沙府。这下子，在京的湖南人沸腾了。恭贺长沙府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尤其是萧锦忠的状元，更令万目艳羡。清代的状元大半出自两江，湖南在此之前，仅只一个衡山人彭浚得此殊荣。萧锦忠独占鳌头，实为湖南省、为长沙府挣得莫大的脸面。于是在京长沙籍官员合资在长郡会馆摆酒演戏，隆重庆贺。刚迁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曾国藩，是公认的长沙府后起俊秀，大家推他撰一副联语作纪念。那时的曾国藩正是才华锦绣、仕途得意的时候，他灵感顿起，大笔挥就：”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盛事佳联，一时在京中士大夫中传为美谈。曾国藩一生对此联也甚为满意。这副即兴而作的联语，后来便被工匠刻在长郡会馆的楹柱上，作为长沙府光荣历史的最好纪録而永久保留。这些年来，随着曾国藩名声的显赫，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守会馆的老头子无法拦阻，只有跌足叹息。刮去了联语后，又有人喊：”湖南会馆的匾也是那个老卖国贼写的。””砸掉它！”众人立即作出决议，监生们又一窝蜂跑到教子胡衕湖南会馆。一阵痛骂后，将高悬在大门口的蓝地金字大匾取下来，用脚跺，用石头砸，直把这块匾破坏得粉身碎骨，方扬长而去。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曾氏上《天津府县解京请敕部从轻定拟并请嗣后各教堂由地方官管辖片》。在这道奏片中曾氏表示出对天津地方官的体谅，并提出由地方官管理教堂的建议。

”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斤斤保全，尚不欲遽予参撤，岂肯更加以重咎?迨得罗使照会，忽有三员拟抵之说，料敌不审，匆遽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又过听浮议，以为下狱以后轻重尚可自主，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寸艮。六月二十八日一奏，曾经略述歉衷，而神明之疚，至今未尝暂弭也。””臣愚以为，中国欲长全和局，外国欲久传此教，则条约不能不酌增，拟请议定此后天主、仁慈各堂，皆归地方官管辖。堂内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应报明注册，仍由地方官随时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转卖而来，听本家查认备价赎取。教民与平民争讼，教士不得干预扛帮。请旨敕下总理衙门，可否就此议结之时，与各公使商订，预杜后来衅端。臣所谓有关大局者，此也。”连远在兰州指挥楚军与回民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愤愤不平。从同治三年来，左宗棠一直不与曾国藩通书信。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因信中未有道歉认错之语，左宗棠便负气不复。曾国藩也没有再给他去信。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负气不对，但他一贯好强，即使错了也不认错，彼此之间便这样绝了私人书信。不过公务往来依然频繁，双方都不苟且，每有拜疏，即录稿咨送，完全是一派锄去陵谷、绝无城府的光明气象。曾国藩要将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左宗棠支持。左宗棠在陕甘打仗，分派给两江的粮饷，曾国藩总是按量按期地运去，又主动将后期湘军中德才兼备的名将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刘松山及其统率的老湘营成为左宗棠的精锐。今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其侄刘锦堂接统其军，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为此甚感曾国藩之德。一次两江总督衙门会议上，有人称赞左宗棠为西北第一人，曾国藩接话：”岂只是西北，实为当今天下第一人。”这话传到陕甘前线，左宗棠心里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劳绩为全国所瞩目，愧的是自己的胸襟远不如曾国藩的宽广。在这种心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恳地赞扬了一番。不过，这次他又大为不满了。心里虽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转达他的态度：”津郡事变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在湘潭设帐讲学，弟子众多，俨然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王闿运也通过湖南巡抚衙门，给曾国藩寄来了一封恳切的长信：

宫太保爵中堂乃当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万姓所瞻依，兼之十余年之战功，十余年之德政，史册焕其勋业，而华夷惮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谟，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类似于王闿运这样的信，一日数十封，从京师，从江宁，从武昌，从安庆，从长沙，从两广，从川贵源源不断地投寄天津，犹如一支支利箭，一齐向他的心窝射来，直欲把那颗衰竭的心脏穿烂，化成肉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