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空气与海边小城迥异，湿润、温热，裹挟着都市特有的喧嚣与植物的蓬勃气息。苏见远和林微无心流连，一下火车便直奔越秀区。根据有限的线索——“业医”、“洪震宇”、“可能居住广州”——他们决定从老城区的旧式中医馆或相关历史记录入手。
网络检索与电话咨询的结果寥寥。洪震宇并非名医，时隔大半个世纪，公立机构的档案里难觅其踪。他们如同大海捞针，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法：走访。
头两天，他们穿梭在老城区蛛网般的街巷里，寻访那些挂着旧招牌、开了几十年的中药铺或私人诊所。大多数店主或坐堂大夫对“洪震宇”这个名字毫无印象，直到第三天下午，在一家隐于骑楼深处、门面古旧的“百草堂”，那位戴着圆眼镜、正在碾药的老掌柜停下了手中的活计。
“洪震宇？”老掌柜用一块布仔细擦着手，沉吟片刻，“好像……听我父亲提过。不是我们这一片的，好像以前在西关那边行过医，年纪应该比我父亲还大些。据说医术不错，尤其擅长调理海上跑船人常有的湿寒痹症。不过……”他摇摇头，“很多年前就没音讯了，估计早就不在了。”
西关。范围再次缩小。
就在他们准备前往西关时，林微的手机收到一封陌生邮件。发件人地址是一串乱码，内容极简，只有一句话：「洪震宇，民国三十七年后改名‘洪济民’，曾悬壶于西关宝华路‘杏林春’医馆，后并入市第三中医医院前身。其孙洪文彬，现居天河。」
没有落款，没有解释。这封邮件像一枚突然投入静水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是谁发的？”林微惊疑不定，“沈念安？还是……别的什么人？”
苏见远迅速查看了邮件头部信息，但显然经过了处理，难以追踪。“信息指向非常具体，不像凭空捏造。有两种可能：一是真正知情、且愿意暗中帮助我们的人；二是……那个一直关注我们动向的势力，在‘投石问路’，或者想借我们的手找到目标。”
无论是哪种，这条线索都太具诱惑力，无法忽视。他们决定前往天河，但加倍小心。
根据邮件中提及的姓名和大致区域，他们通过一些公开的社区信息和耐心的询问，几经周折，终于在天河一个中档住宅小区里，找到了洪文彬先生。他是一位退休的中学历史教师，年近七十，气质儒雅。
听到“洪震宇”和“洪济民”这两个名字，尤其是“杏林春”医馆时，洪文彬脸上的惊讶渐渐转为一种复杂的了然。他将两人请进简洁的书房，泡上清茶。
“你们……是为了那只碗来的，对吗？”洪文彬的第一句话，就让苏见远和林微心中一震。
“您知道？”林微脱口而出。
洪文彬点点头，从书柜底层取出一个老旧的牛皮纸档案袋，轻轻拂去灰尘。“我祖父震宇公，晚年一直郁郁寡欢。他很少提早年的事，尤其是关于他兄长震寰公和‘宝顺号’。这只碗的事，是他临终前几年，才断断续续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又转告了我。他说，这是他们洪家，也是兄长震寰公，最大的憾事之一。”
他打开档案袋，里面没有碗，只有几样东西：一张模糊的、身穿旧式船长制服男子的半身照片（背后写着“兄震寰于宝顺号，民国廿四年摄”）；几张泛黄的、关于瓷器窑口的笔记残页，字迹与宋伯衡父亲描述的那种刚劲颇为相似；还有一本薄薄的、用线装订的手抄本，封面上写着“南洋航路杂记·洪震寰”。
“碗，并不在我这里。”洪文彬语带遗憾，“据祖父说，那只釉里红海浪纹大海碗，是震寰公的心爱之物，据说是一位景德镇的友人相赠，碗底的海鸥是那位匠友的戏笔，也是他们友谊的见证。1936年春，震寰公最后一次跑南洋前，似乎预感不祥，将这只碗连同几件其它小瓷器，托付给一位他极为信赖的、在厦门码头工作的同乡好友，嘱其万一自己未能归来，便将这些瓷器变卖，贴补家用或资助震宇公学医。”
“那位同乡好友，就是宋伯衡先生的祖父？”苏见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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